[导读]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实，21世纪中国的今天，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直白，也更容易被忽视——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面临全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老化和性别比失调带来的几千万热血青年光棍。危机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近年来，中国屡次改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增加远低于预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未来百年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及人口危机。参照发达国家经验，社会福利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生育率的稳定，但难以持续，尤其是老龄化后的社会化养老将反致离婚率的升高及儿童福利的压缩，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现代经济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应对人口危机：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同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轰轰烈烈、分布在中国多个城市的“抢人”大战仍在继续，但中国人口学家黄文政表示，比“抢人”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造人”。长期来看，超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坍塌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抢人大战”的上演凸显了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必要性，发现了年轻人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人才的基础是人口，而人口的源头是生育。只注重人才，而不重人口，只重抢人，而不重生育，都是一种只顾收割的短视思维。经济学家早几年就开始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近两年，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服务业也能感受到，但普通人不太能体会，中国人平时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中国的“人口危机”什么时候会全面到来？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青蛙，会慢到在一两年的时间跨度里根本感受不到变化。而且，因为经济的自然适应力，特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韧性，在人口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会不断调整，灾难可能不会突然出现。000

但如果从10年、20年、30年这个尺度上来看，那将是一种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变化。

现代经济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实，21世纪中国的今天，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直白，也更容易被忽视——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面临全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老化和性别比失调带来的几千万热血青年光棍。危机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近年来，中国屡次改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增加远低于预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未来百年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及人口危机。

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05、1.2，远低于预期的1.8、4.4。可见，人口危机出乎想像。随着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在未来十年萎缩40%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逐步释放，出生人口面临雪崩。即使全面放开了生育政策，也无法挽救出生人口急速下降。

各种证据显示，中国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直接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农村很多剩男，城市里有很多剩女。随着大学教育普及、教育水平提升，男女已经没有差异了，甚至女孩子各方面条件比男孩子更好，但婚配观念却没有改变。

中国的生育率面临着三重下行压力：即现代化进程、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城市一孩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改变了生育观念。

简单来说，以前一般家庭至少都有两个孩子，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觉得生一个孩子才是必然选择。至于养孩子成本昂贵，实际还是养的少的原因，把一个孩子当成了奢侈品，如果养的多，实际并没有那么贵。影响这些压力的各种因素，在未来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

在这种人口趋势下，未来城市不仅无人可抢，已有的存量人口都将难以为继。人口的不断老化和萎缩将严重削弱城市动力和活力。

应对这种空前的危机，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1.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中国人口结构满目疮痍，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应柔性设计，禁止强制。

2.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修改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3.强化家庭价值。信奉家庭价值的人，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扶养孩子。比如广西钦州、玉林、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保存的较好，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而东北则相反。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犹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现在儒家圈地区还很重视教育，非婚子比例低，说明重视家庭的文化基因尚存。传统家庭价值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建议对其进行“托古”(不偏离“自然法则”)、“改制”(洗去糟粕，保留精华，重建经济基础)。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战国时，从事商业能轻逸地获得更多利润，很多人便“舍本(农)而事末(商)”，商鞅为了让“农逸而商劳”、“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规定只有“农、战”才能获取秦爵，于是百姓便“喜农而乐战”。现在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造物”有酬，“造人”无偿，于是越来越多人忙于“造物”而少(不)“造人”，也不精心“育人”。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符合我国传统，是我国的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保制的弊端。建议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从孩子和社保)。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共同纳税多，退休金也多。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生产物质(提高养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养好孩子(避免不负责任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高。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细地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

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计工龄、缴社保)，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多孩家庭可返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孩不加银”。

5.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能取消社保，那么就应提供儿童福利;儿童福利再高，也只会是老人福利的零头。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的较轻，日本则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为2.3%、5.7%，而日本只为1.5%、3.9%;而用于卫生、老人的GDP占比，以色列只有5.1%、4.7%，而日本却高达7.8%、10.7%。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儿童福利，只好在2014 年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2019年再提高到10%。但是提高税率，会降低经济活力和养育能力。

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面包”越来越少。应该设立红线，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面粉”，养老产业、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粉”。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到17岁或16岁，目前英国是16-18岁，美国是18岁(在父母同意和/或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可在16-18岁;怀孕女性则可更早)。现在教育效率提高，应将小学缩短为5年，初中、高中共5年，10年义务免费教育。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也有利于优生)，顺利进入职场。

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未满3岁者，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二个孩子1万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万日元;初中生1万日元。在生育津贴里安插一笔“催婚费”，协助地方主办相亲活动，婚介利用“大数据”匹配分析。

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产检、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课后托儿班，3至5岁幼童免费入园、入托。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限制课外补习班，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创造大学生打工条件。

给年轻人提供优惠房贷、租房。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将建成区土地控制标准从每平方公里1万人降至4千人，可以降低房价、改善交通、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和住房设计应“宜生”，有利于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并照顾老人。

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饮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生育能力。

7.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限制中晚期堕胎。俄罗斯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因强奸而怀孕则可推至22周)，禁止堕胎的广告。美国有51%的怀孕是意外的，也是因为有限制堕胎的法律，生育率才维持在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