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将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为1的“人口防线”首次被突破，这在和平年代非常罕见。

　　注：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这个国家的人口早晚会灭绝。

　　韩国总人口不过5000多万，可以说，这是全新的超低生育现象。

　　《韩国日报》对此进行民调，76.7%的受访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

　　以往我们总是把更多的目光投注于日本社会的“少子化”“老龄化”。随着相关信息的增多，我们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少子化”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高昂的房价令韩国人口危机进一步加剧，在新生儿出生率下滑的同时，新婚人数也不断走低。韩国为刺激经济增长执行的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但是高房价也让很多人被挡在房地产市场门外。不少韩国人称，他们结不起婚，也生不起娃，房价正是最大的原因。除了房价之外，年轻群体的高失业率也是他们结不起婚生不起娃的一大因素。此前韩国的政策主要着力于让已婚女士生育更多孩子，但是更为本质的问题是，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甚至都无法结婚。

　　与此同时，韩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人口迅速老龄化给经济、尤其是国家福利系统增加了负担。

　　高速工业化所导致的加速老龄化及超低生育率，长远来看将对韩国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经济发展造成明显冲击，这也是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儒家文化圈”成员的“通病”。虽然中国的很多孩子目前还依然面临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但近年来让人“细思恐极”的人口数据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韩国与中国在国情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的经济起飞比中国早20年左右，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比中国早20年左右。因此，韩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可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可以预见，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韩国，甚至比韩国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应以韩国为鉴，根据超低人口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情况，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曾在2006年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从这些年的趋势来看，科尔曼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2014 年，韩国新生儿数为43.54 万名，2016 年，新生儿数减少到 42 万名，2017年又降至35.77万名。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危险，不但首次跌破40万，而且跌速有呈加速度的趋势。

据韩国专家预测，今年韩国社会的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孩子个数将跌至0.9。这意味着不生孩子的女性将多于生育女性。

自二战结束后，一定规模以上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破1”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另一次是2010年台湾地区民众因生肖问题不愿生孩子。除此之外，在世界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破1”的事情。

专家计算，照此下去，2026年韩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比现在减少218万人。从2031年起，韩国总人口将开始减少，到2065 年将减少到4300 万，2165 年以后萎缩到1500万，最终归于“消失”。

低生育率也将使韩国的基层行政区划被依次抹去。韩全国82个郡（相当于中国的“县”）中，2016年新生儿不到300名的郡多达52个。庆尚南道的南海郡，新生儿为140名，而死者却有722名。如此，韩国目前全国所设228个地方自治机构中，将有1/3以上地区消失。

韩国专家惊呼，如果不加以干预，韩国要“亡国灭种”了。

韩国属儒家文化圈，“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韩国人曾经也很喜欢生孩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新生儿总数一度保持在60万人左右，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问题怎么演变到这个地步？

上世纪60年代，随着婴儿潮带来的社会压力增大。韩国政府创立家庭保健福利协会，推行柔性计划生育政策。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到了1966年，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展开“3.3，35运动”，正式提出“生育三胎”的标准，即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

1973年，韩国政府又提出“不分男孩女孩优育两个子女”的标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到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达到生育年龄，韩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提出“优育的一个女儿比十个儿子更好”“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等口号，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给接受绝育措施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优惠和生活补贴。

万万没想到，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要快得多。1981年定下的7年之后实现的人口更替水平下降目标，才过了2年就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一胎政策鼓励了“要男孩”的风气，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达1.15:1。

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趋势开始出现。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1994年，韩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放弃计划生育，转而倡导家庭健康和福利、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实现人口平衡分布。

又一个万万没想到，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刹住出生率的不断下滑。200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47。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又降低到1.17。

韩国政府这回真急了，由放弃计划生育转向鼓励多生育。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计划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

为实现这个“2020战略”，韩国政府不可谓不花力气。

过去十年，政府共花费100多万亿韩元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各个环节给予相应鼓励。

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疗检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假期在家养育子女，期间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并且雇主必须保留生育妇女的职位。

一些面临“消失”危险的地方还嫌中央政府的优惠来得不够直接，纷纷往上加码。比如全罗南道海南郡就悬赏“生第一胎奖励３００万韩元，第三胎开始全额支付医保费用，第四胎奖励７５０万韩元”。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韩卫生部甚至提出“熄灯造人”计划，每月一晚“熄灯日”，放员工早早回家“造人”，被民众笑称“韩国生育部”。

几十年前喊出“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的家庭保健福利协会也转变风格打出亲情牌，在2004年搞了一次鼓励生育口号征集大赛，获大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想要弟弟妹妹”。

但是，韩国政府显然高估了重赏和亲情牌的威力，低估了老百姓在现实面前的焦虑。到2017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06——“2020战略”，悬了。

花了百万亿韩元，为什么还拦不住生育率下滑？

绝大多数专家归因于这么几点：

首先是爸爸妈妈们不堪重负。

在韩国，1 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 年间，家庭需要花费3 亿 890 万韩元（约190万元人民币）。如果按年平均，每个孩子每年要花费约1400万韩元（约8万6千人民币），而韩国1名公司正式员工（要在韩国公司谋到一份正规职很不容易，原因后表）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也就是说，养育1个孩子1年的费用要超过年收入的1/3。

这还不包括孩子上学之后的课外补习费用和将来的成婚费用。韩国号称“补习亡国（不是王国）”，全国小学生中参加课外教育的学生高达80.7%，这也是笔沉重的负担。

所以，韩国10年间花出的100万亿韩元，每年摊到每个孩子头上，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毛毛雨”。

其次是妈妈们所遭遇的歧视。

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传统上在家相夫教子的韩国女性也得出来工作和应酬。但韩国社会对育龄妇女有排斥现象，法律规定产假可以歇三个月，但很多妈妈三个月都歇不完就匆匆回来上班，经常听到的议论却是，“那么大年纪了，都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回来干嘛”。

在这种氛围下，韩国职场母亲真正享受产假和育儿假的比率在60%左右，并且还在下滑。休了产假后重新上班的母亲近一半在1年之内离开岗位。

上班时间长，下班后要应酬无法正常照顾孩子，想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或幼儿园，不但费用高，而且时常发生一些事故或虐待孩子的事件。虽然韩国人传统上很爱孩子，但现实在逼迫他们割舍，这点对女性尤甚。

最后是生育观念的改变。

几十年计划生育对韩国生育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更加严峻的是现实。农耕时期，“多子多福”，多养子女可以增加劳动力，可以为未来养老做投资。可在竞争残酷的当下韩国，只具备原始劳动力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不能立足就要变成父母的累赘。

养一个孩子，父母就要想尽办法加大投入让他未来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多生一个，成本就成倍增长。这样，农业社会的“多子多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子多负”，年轻人对眼前因孩返贫的恐惧，盖过了对未来老无所依的焦虑。

面对这样的形势，韩国专家也出了不少主意。比如强调青年男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扩大生育补贴，完善育儿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育龄妇女权利等等。

可惜这些解决办法，都是就生育问题谈生育问题，没有触及韩国少子化问题的真相。

就在最近，韩国的一家媒体，根据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韩国，越是高收入人群，生育率越高；越是低收入人群，就越不想生。

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2017年为准）。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说明过去10年间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富人的生育率占比不断增加。2008年，在整体生育人群中，收入排在前20%的人群占比为15.7%，而到了2017年该数据增加至17.38%。

与此相反，最低收入的20%人群生育率占比从10.81%下降至10.1%。也就是说，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人群间的鸿沟，反映到生育率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穷人放弃生育。

其他调查也在支撑着这个结论。

比如说，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教育是影响女性婚姻家庭观的重要因素，女博士普遍难嫁、难生。但韩国的数据不支持这一看法，他们的情况是：学历越高，结婚比例也越高。

2015年，韩国20岁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群中，男性婚姻率（每1000人中的成婚数）为24.5，女性为28.6。而高中学历的男性婚姻率则仅为9.8，女性为10。中学学历及以下人群更低，男性为3.6，女性为2.3。

究其原因，高学历意味着能找到相对稳定和高薪职位，进而经济条件也相对优越，也更容易结婚生子。

再比如说，有房与无房的韩国人相比，前者生育率也明显高于后者。

据韩国统计厅2016年数据，结婚未满5年的新婚夫妻中，有房子的夫妻生育率为68%，而无房夫妻的生育率则为61.5%。

实际上，韩国人对房产的观念与中国人很相似，认为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才踏实，甚至一些韩国夫妻宁愿不要孩子，也要将钱省下来买房子。

韩国媒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对结婚7年的中年夫妻，俩人都是外企员工，加起来年薪约10万美元。他们至今没能在首尔买到房子，原因是房子太贵。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对夫妻最终决定做“丁克族”，因为养孩子的费用实在不菲，房子与孩子，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

这对夫妻自嘲：“现在不是流行说‘膝下无子，真真好命’嘛，我们夫妻俩吃好、玩好，彼此作伴享受人生便满足了。”

还有一个例子，一名36岁的母亲，她已有5岁儿子，原来计划再生个弟弟妹妹，这样孩子将来可以相互依靠。但仔细算了教育费用后决定放弃。目前，每月定期给孩子投入的教育费用约为66万韩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加上买衣服、玩具、亲子游等费用，几乎每月达100万韩元。这在孩子同龄段孩子中，投入算少的。夫妻俩每月的收入固定，但房租飞涨，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房价增幅，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能力养二胎。

这样一对又一对在孩子面前却步的爸爸妈妈们背后，是韩国社会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累积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

根据经合组织统计，韩国排名前10%的高收入人群与排名垫底的10%人群相比，前者收入高达后者的4.3倍，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仅次于美国。

首尔市政府于2015年8-10月，以3000多户家庭为对象进行调查发现。受访对象中近10%的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韩国相关机构表示，收入差距直接体现到生育率方面，说明收入分配不均、寡头收入增加是生育率两级分化的源头。

也就是说，将韩国“少子化”归因于韩国人都不想生孩子是偏颇的，真相是：有钱人的家庭多子多福，没钱人的家庭没儿没女。

有人统计，韩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其他主要国家要多66天。他们一年到头为老板打工，辛辛苦苦缴纳完房租、交通费、保险之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钱，他们为谁辛苦为谁忙了？

韩国在二战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发展的代价是纵容了腐败与经济失衡。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政府集中资源培育了少数财阀企业。

在经济高度增长期，社会阶层整体能顺势抬升，韩国企业有终身雇佣的文化，工会也比较强大，因此劳动者的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

但国内市场的狭小，也让韩国抵抗外部干扰和风险的能力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做了自由主义改革，这一下打开了资本的潘多拉魔盒。

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财阀企业获得了“集体雇佣权”和雇佣“非正规职”（可以理解为非合同工）的权力。韩国失业率就此迅速上升，青年人就业困难，中年人被迫提前退休。非合同雇用比例高居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

雇用不稳定加剧了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财阀的海外投资引发国内经济空洞化，国内中小企业受困于国内市场，还需要与财阀的全球供货商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

财阀大公司是全球雇人，对国内就业的吸纳低于中小企业，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去争那一口财阀给的饭吃。年轻人就业难、中小企业倒闭、消费萎缩和国内经济低迷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

原本韩国政府也制定过一些限制财阀资本的措施，但随着资本自由化改革，大量海外资本进入韩国收购银行和企业。为了抵抗外资兼并，政府不得不取消对财阀的限制。挣脱了紧箍咒的财阀得以放开手扩张。

经济上，他们骗取国家补贴，占用大量国家资源，从增长的贡献者变成最大的特权者，令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在财阀企业的供职的少数精英全球潇洒，大部分普通劳动者被抛弃在狭小高生活成本的国内市场遭榨骨吸髓。

政治上，他们控制党派、操纵选举、干涉司法，勾结政府中的腐败分子。

一个经典的说法是，韩国司法界对犯了法的财阀有个“潜规则”——“三五定律”,即一审中判处5年及以下徒刑,二审中以3年徒刑、缓刑5年的方式释放。在朴槿惠的“闺蜜门”中，三星太子爷李在镕行贿430亿韩元，只被关了353天就放了出来。

这还比不上他父亲李健熙。2008年，李因进行逃税、非法债券交易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结果包括韩国江原道、经济界、体育界在内的一大堆人为他向总统请命叫屈，理由是要靠李帮助申办2018年冬奥会。叫屈结果毫无悬念，“三五定律”嘛。

财阀独大，自由主义横行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两级分化，中产返贫；二是催生了愤怒的“经济危机世代”。

在1997年经济危机后走出校园的一代人，他们成长环境优渥，生活质量要求高。他们为求职投入了更多的经济成本和精力，却发现难以找到高质量的工作。

他们被称为“88万元世代”。因为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88万韩元，仅仅够在大城市里租小房间阁楼甚至地下室，维持基本生活。

“经济危机世代”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截至2017年11月，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9.2%，是1999年进行该统计后，18年来历史最高值。高失业率引发了一连串连带效应，即“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意味着没钱结婚；不结婚则意味着不生孩子”。因此这代人又被称为“三弃一代”，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育。

年轻人被掏空，更直接的影响是父母老无所依。那些在经济起飞时期将全部积蓄用于孩子教育和买房的父母，老来发现几个孩子已经深陷房子、车子、孙子的教育，再无暇顾及自己，他们只能放弃退休自食其力。

义工正在宽慰89岁的独居老人

一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调查纪实写道：71岁的快递大爷一周三天坐对老人免费的地铁送快递，挣每月大约3000元人民币的辛苦钱，他所在的银发快递公司，年纪最大的78岁。70岁的老奶奶，在街上做30美元一次的皮肉生意，她最大的秘诀是忍耐，“为了生存，我只是闭上眼睛。”

首尔街头的站街老人

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也不可谓不用心，但在缓解韩国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方面，韩国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而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际上福利国家缩减社会福利的时期，福利制度基础不牢靠。韩国人的观念也还停留在高速增长期，他们对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看得很重，非常担心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福利制度毕竟是托底措施，关键还在于抑制资本、控制贫富分化。可韩国政客连多关李在镕一天都不愿意，又哪会对财阀动大刀呢？

这也能就能看出韩国专家们提出的，提高年轻人的责任意识以解决生育问题是多么可笑。国家是财阀的，不是年轻人的，他们有什么责任呢。也难怪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生育率对政府来说是个问题，但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体验痛苦生活”这样的话了。

然而最可笑的，还是那些资本家们，他们不断变换着剥削的方式，扩大着剥削的程度，他们有一天终将发现，可供他们剥削的人，没了。

所以韩国的生育问题，何止是生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