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赵渡镇鲁安村
移民史是一部民族史，也是一个民族或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更是世界史。有关移民的专著在世界学术界更是蔚为大观，然而，对于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移民的研究我们却是缺乏的、回避的：学者们喜欢写跨国移民史，他们对天边外的事情似乎更感兴趣。屯守和掺水式的移民，是我们历史的常态。现实中，对于移民问题，我们也基本上处于行政操作的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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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建设，带给我们许多反思!
据统计，陕西省渭南地区当初迁出的28.7万库区移民和他们的几十万个子孙后代（注：库区目前有近48万远迁移民，还有10万就近迁移移民）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弯--就是从那时起，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前绝望的呼救，17次闹返库时的呐喊，对侵吞移民利益者的怒吼不断响起在西北高原和三门峡库区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记者采访过苗福群（黄河滩鲁安村人）、陈文山、王福义、王志义、刘怀荣、刘巧云（女）六大返库“司令”。也采访过数以百计的普通移民。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想方设法脱离安置区，重回家园。
数十年来，黄河滩人一直没有停止重建家园的奋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们曾对当地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有关方面想尽千方百计，仍然阻止不了移民返库的行动！当他们被拦截时，便穿过毛乌素沙漠，一部分人流落到内蒙古，有的甚至流落到蒙古国，还有一部分辗转穿越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终于回到故乡。
政府知道移民当时要逃离安置区，每个村都选派村民留守监视，县乡干部到车站、渡口拦截。只要听到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乘船。朱兰亭讲，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夜晚偷渡冰封的黄河，黄河浮冰断裂，当场13人葬身黄河。
返陕的人群挤满了沿途所有的火车、汽车，他们像一支溃败的大军在撤退，失望、绝望的气氛弥漫在这支队伍的所到之处。
在一个阴冷的下午记者采访了移民“女司令”刘巧云。她说——
我1953年嫁到库区平民县北科村，就是现在的新建村，丈夫叫李育芳。结婚那年我18年，丈夫21岁。那个时候库区的日子好过，我们主要生产棉花和花生，最高劳动工值1天1块钱。可是，1961年我们全家迁移到澄城县以后，每个劳动工值不到1毛钱。活不下去，我就只能又到黄河滩抢地种。我丈夫是公社的采购员，公社领导让他做我的工作，我■了他一耳光，我生气啊，我抢地种地，也是没有活路才这么做。我们抢地种地，就是让农工和部队上的人向中央告，让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曾经两次被拘留，我上访过6次，我睡过露天地，睡过猪圈。现在好了，我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园。
黄河滩人，我们都该来认识一下在关中移民史上颇有传奇色彩的那位“苗司令”了。
记者曾五次到库区采访，移民们老以崇敬的口吻提起他们的“苗司令”。但记者没能见到这位当年曾在库区叱咤风云的人物——“苗司令”已“仙逝”于 1991年。但这并不妨碍记者对“苗司令”的了解，“苗司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苗福群有生之年唯一感到自卑的是自己没文化，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他几乎认不得所有的汉字。这就给他的“返库大业”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解决闹返库写上访材料、写举报信、写返库檄文及统计数据等诸多问题，苗福群的麾下集结了不少素质不错、文笔颇佳且足智多谋的“秘书”。原平民乡移民聂小二、原鲁安乡豫安村朱金定是苗福群闹返库时期最得力的“秘书”。另外有位日本女人，也在后来的返库大业路上为苗司令出了不少力。）用六个多小时把他的故事讲述得详尽而活灵活现。
解放前，随其父亲、姐姐和三个弟弟从河南濮阳逃荒到陕西朝邑县的苗福群，因害怕拉壮丁，没敢在当地的户籍簿上入籍。但在大荔县公安局的档案里，却有关于他详细情况的记载。公安档案里的苗福群原名叫苗福存。移民们说，在闹返库时，苗福存宣称自己要谋福于群众，于是，将名字改为苗福群。久了，人们忘了他的本名而只管叫他苗福群。
从聂小二、朱金定等移民的描述中可知：苗福群，高个，瘦。这个高而瘦的老头脾气暴躁，思维方式简单而固执。某官员当初动员搬迁时对安置区的条件作了不实介绍，苗福群因此而认定“政府的干部日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此，他不相信当地政府干部，不相信当地政府的文件，更不相信当地政府的任何承诺，他甚至拒绝见政府谈判代表。他骂一切出现在库区干预移民活动的干部都是“日本作风”。
安置区和库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使苗福群“迷上”了闹返库，他几乎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贡献给了“返库事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三十年间，他都在为返库和移民的问题奔波着，并且，一直都那样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库区发生大小17次闹返库，他一次不拉，每次都冲锋陷阵在“斗争的最前线”。因领导返库，他曾三进三出公安局，但闹返库的勇气和积极性却分毫不减。
他有一个朴素而实在的重要论点：“种自己的田不犯法”。他至死都一直认为：国家修水库我们可以让路，叫我们搬哪里就搬哪里。但“库不修，民必返，地必还。返库有理，种地有权”。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问题是：部队农场和地方政府农场的人凭什么种我们的地？
与苗福群固执“配套”的另一性格是倔犟，别人越认为做不到的事他越要千方百计做到。一次，与移民代表商议**事宜，需要筹集资金，大家说，现在都已家徒四壁了，到那里去筹款啊？苗福群问：家徒四壁就无法筹款了？有代表叹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怎么筹？苗福群一拍桌子：我就要给你们做一个巧妇无米之炊！当天，他回家就把他那两间空荡荡的房子卖了，200多元卖房款一分不剩地捐给了**的移民代表……
对于苗福群的固执和倔犟，“老战友”刘怀荣曾以不屑的语气评价：“一根筋！做事不转弯，无计谋、无计划，闹十几次返库，闹一次失败一次……”
另一“战友”陈文山对其更是颇多微词。后来，两人的关系甚至僵到见面互不说话的程度。
这种矛盾是在后面即将介绍的马湖会议上结下的。苗福群因故没能参加马湖会议，会后，前去参会的部下汇报说陈文山在会上大讲特讲“返库无用论”，苗福群一听就火，不顾部下劝阻，立马就去“教训这狗屁不懂的老东西！”谁知陈文山不服教训，与苗福群争辩说，你每次组织几千上万人闹返库，既花钱又费事，达到了什么目的？每次不是被农工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被政府赶回澄城，种的庄稼也被政府“压青”，粮食一颗也未收到，还落得领头的人被抓被判。相反，**只需准备一点路费，派几个人就可以把移民的问题反映上去，何乐而不为？
陈文山的话无疑触到了苗福群多次被抓被关的痛处，还未讲完，苗福群就一拍桌子骂了起来：“你简直是放屁，胡说！直接闹返库就是效果好，作用大，几千上万人到库区一闹，中央知道，省里、地区、县里的头头脑脑都来了，移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对解决问题，达到返库目的很有好处。”讲到此，苗福群反唇相讥地质问陈文山：你不是爱**吗？你们哪次**见到过省、地、县的主要领导？你哪次**上边的人不是让你回去？他们会把情况给领导反映，你们的问题会很快解决？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过吗？
那场争论及苗福群在争论中对陈的那些粗鲁的态度将二人矛盾公开化，从此格格不入，关系日趋紧张。苗福群的“秘书”聂小二、朱金定回忆说：1984 年冬，苗福群从安置区到库区后，因人马太少只好寄人篱下在陈文山的地盘上。陈文山对其不理不睬，甚至连开会研究事情也不让苗介入，而只是通知苗的“秘书” 聂小二、朱金定参加。苗福群受不了这份慢待和委屈，连夜带人撤走，在农建七连的东边另劈地盘。那之后，二人经常公开骂阵，陈文山骂苗福群是“不识时务的粗人”，苗福群则指责陈与政府配合是“移民的叛徒”……
“司令”刘怀荣为移民“领导人”内部的不和感到着急，他认为，大家只有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才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他曾把苗、陈二人找到一起劝解，要大家团结对外，齐心协力闹返库。但他的苦口婆心没能改变苗福群好斗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没能缓解苗、陈的矛盾。
尽管如此，刘怀荣还是很理解“战友”苗福群好斗且固执的性格。“唉，也怪不得他呀，他先是作为积极分子被迁到宁夏，1962年又被迁到澄城县刘家洼公社。在那里，他后来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个一丈八尺长的土窑。日子过不下去时，又逃回到了库区。从‘关中白菜心’迁到三面环山的澄城县刘家洼乡社田村后，粮食亩产只有五十斤，一个劳动日才七八分钱。今昔的对比太强烈了。”
无水无粮无房住的日子使苗福群在库区呆的时间比在安置区还要长，在库区多半的时间都在领导部属们抢种部队农场和农工农场的土地，并在他们还未收割时就去他们的庄稼地里“拾荒”。抢种和“拾荒”中的多次交锋使他熟识了所有农场的领导，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移民中的威望和移民“司令”的地位。
在库区“拾荒”的日子很悠闲也很自在，“苗司令”先是住在部队靶场的空房子里，接着住进了黄河滩的树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干脆在黄河滩搭起大片庵棚，把移民们集中在一起住。他曾对农工宣称：我们不走了，这黄河滩就是我们的家。
农工常向苗福群的“家”发起攻击。特别是1985年初，在整个库区，攻击事件发生的频率达到了周周有“战事”的程度。沙苑滩的王福义部频频遭袭，华阴滩的刘怀荣部与农工打得难分难解，朝邑滩上，苗福群同农建六连的摩擦更是不断。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在转瞬间变得高度紧张。
这其中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之前，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带领由国务院办公厅、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来到库区，针对“调查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以及库区靶场、农场情况”进行了三十余天的调查研究。
不管是陕西的政府干部还是为土地而战的移民，他们都从联合调查组组成成员的规格和调研时间等因素里，看出了中央解决移民问题的决心。农建师的领导们自然也预感到移民很快就会重归故土——但他们不想在中央作出决定前让移民在库区那些已属于自己的良田里形成返库的既成事实。他们想与当地政府联合赶走返库的移民。而以苗福群、刘怀荣等为代表的移民也以农民的智慧对农工进行着“统一战线”，主动与农工交朋友，分化瓦解基层农工。他们告诉农工：我们返了库，你们无地可种，政府就会安排你们回城……
这种统一战线在苗福群司令部所在的朝邑农建三团七连有了收效，该连杨连长同苗福群等人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
2010年6月,谢朝平辞去记者工作,用了3年的时间采访陕西渭南地区的移民,写成长篇纪实报告文学作品《大迁徙》,以上个世纪50年代三门峡黄河大移民为背景,讲述了黄河滩区老百姓在移民后的深重苦难与悲愤血泪。
中国水利工程项目和规模举世无双，而相对于人口数量而言耕地又如此宝贵和稀少，必然带来复杂且严重的库区移民问题。以这样的背景，这部《大迁徙》的出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牵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民众心理等等方面的观照，让我们找到我们生存的社会的痼疾，并探讨治疗的处方。
渭南移民史是一群蝼蚁一般的农民被拨弄来拨弄去的历史。恶劣的生存状态中谋求生存本来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而备受挤压的生存空间更煎熬着他们的神经。面对他们的血和泪，我们中的有些人却无动于衷、甚至加以盘剥和专政。某一个地方一个应该有效、有益运行的行政体系轰然崩塌的时候，批评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评价体系坏了，纠错也就无从谈起，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求、捍卫私利者一步步侵蚀社会健康的躯体，直至身躯变得羸弱不堪。那些或者对移民大打出手、或者步步盯防，在民众的苦难面前麻木不仁的人，从研究者的角度，我对他们倒没有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不满以至愤怒，我只是觉得伤感。在一个上下利益攸关的体系下，他们已经被“锁死”了，不进则退，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这样的人不是在我们身边蒙上眼睛就能抓出几个吗？
所以，《大迁徙》的又一重意义在于对贪腐的揭露和深恶痛绝，代表了普通人朴素的情感。这本书的完成告诉我们，在饱食之后，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忙于谋取私利，排斥不同的声音，却又在人前极力表现自己的厚道和忠诚的人，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警惕的。
然而，这本书又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移民的著作。三门峡移民以一种“运动”的形式进行，而移民的或轰轰烈烈、或偷偷摸摸的17次大规模返库也不得不以一种“运动”的方式进行。我们习惯了“运动”，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觉到“运动”的强大影响，“运动”的影子无所不在。如果竟然连行政操作层面上的准备都不够，那么，“运动”真的会害死人的!
《大迁徙》描写的是一群氓，一群在宿命的操弄下成为人类亚种的生存经历。他们向应许之地迈进，然而，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他们或者惊惊乍乍，或者偷偷摸摸鬼魅一样见不得人，或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们是在祈求。他们头上有两重天，一个可以不合时宜地晒死人让土地龟裂或者刮风下雨形成大洪水的天，一个青天大老爷几至于可以生杀予夺的天。所以，无论他们怎么人数众多，无论他们怎么热血豪情，他们始终在祈求。这是因为他们生命轻贱，如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被踩死一只蝼蚁一般的轻贱。然而，对于这些蝼蚁一般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轻忽。
人们不会忘记，建国初期，将黄河从害河变为利河成为我国建国后第一批重点项目之一。
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从此揭开了新中国开发治理黄河的新篇章。
1957年６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开会，给苏联专家的大坝设计方案提意见。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对三峡大坝的修建赞不绝口，认为大坝建成，黄河就会清水长流。除水利部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修改堤坝设计外，唯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设计规划。在七天的研讨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与高坝派辩论了七天，到最后，会议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可怕的是黄万里的对黄河治理的意见惹得毛泽东主席生气发怒了。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当时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不”，大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他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将渭河的出口堵住，把黄河在河南下游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断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他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三门峡工程
1960年，三门峡电站建成，黄万里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大坝内泥沙淤积多达16亿吨。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平原地下水位升高，土地盐碱化殃及两岸农民。到1964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改建时，在黄河两边山上挖两条隧洞，排水泄沙，同时八台机组废掉４台，发电量只剩下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
黄万里强调自己反对修三门峡水库是因为一种科学的良知，他说：“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三门峡大坝终于开工了，而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建设，三门峡市崛起在黄河岸边。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黄河大坝开工，1960年大坝建成蓄水。在1956年三门峡大坝修建之前，生活在库区的百姓便开始大规模移民。
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移民回迁者，记录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
三门峡库区村民举家迁移，成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壮举……
大坝修建之前，生活在库区的百姓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据资料记载，三门峡库区移民数为41万。从1956年开始，前后迁移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当时全部属于甘肃省）和渭北地区的移民为近20万人，1960年水库蓄水之后，又后靠迁移8万多人。
“迁一家、保万家”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
渭南隶属陕西，位于黄河流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华夏发源地之一，至今仍是关中粮仓，被当时的人们喻为“关中白菜心”，主要指其肥沃的土地，养育着时代耕作的老百姓，也成为关中最为富庶之地。
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在1956年大跃进的风气背景下，治理黄河水患、黄河天下清的呼声渐高，修建黄河大坝拦沙发电的议案很快提上日程，在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院设计院的技术帮助下，三门峡水利工程枢纽开始建设。先务之急在于——移民，生活较为富庶的库区农民为其主要对象。当时主要采取宣传号召的方式，“迁一家、保万家”呼吁农民们的爱国热情，并将搬迁目的地描绘成人间天堂，更肥沃的土地，更广阔的平原，更舒适的气候环境，人人都有砖瓦房，并告知搬迁地叫“月牙湖”，听上去确实仿佛要比“关中白菜心”更加吸引人。从村委党内带头，派出先遣队，越八百多公里到达目的地甘肃考察，却不见想象中月牙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而是贫瘠的荒漠，飞沙走石，不见一屋一瓦，长夜里温度骤降，只好几个人在沙土中挖出一个一两米的大坑，上头铺上枝干和干草，权当遮蔽栖身之所。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个老农，得知了该地土地瘠薄，往往连野草都长不出，风沙大的时候，转眼间人便被活埋。先遣队成员一合计，不能让家乡百姓放弃自足的生活来此地遭罪受苦，粮食长不出来，人怎么活得下去？
他们不敢坐火车，唯恐被拦路赶回，只好取道从沙漠中，背着锅碗瓢盆跨越茫茫沙漠给乡亲送信，有队员渴死、累死，历时十余天才赶回了库区，而此时，已经衣衫褴褛。移民办的人员却早已经得知了消息在先遣队成员家中捉人，有家不敢回，只好上山四处躲避，甚至去矿井下打工，每每有人来查人，抹脸一把黑，谁也认不出谁。这时候搬迁地是一个不毛之地的说法已经传开，民心已散，签了字的乡民纷纷反悔，谁也不愿离开这片时代耕种的肥沃之地，有关部门为了完成任务保证三门峡的顺利开工，强行将村户房屋推倒毁坏，将人赶上火车仍有人不断地跳车，沿路皆是妇孺的哭声，移民共计28万。
能耕种的土地大多被甘肃原著居民占据，分配下来的盐碱化严重，在叫苦水村的地方，水质常年污染味道极苦，在苦水村定居的移民到后来都患了若干怪病。在形势最为严峻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有的一家六七口悉数饿死，活下来的人往往靠沿路乞讨而存，吃光了树皮后，七八旬老人只好接连着靠在墙上等死。到了冬天的时候，家中只有一床棉被，零下的低温，只好将无水的水缸倒放在地，躲进缸中睡觉取暖。
返回家乡的愿望始终从未改变，甚至返乡多次，均以失败告终。火车站接到通知不给移民卖一张票，绕道徒步返回渭南华阴，武装部队也早已恭候，不惜发生冲突，也不让一个移民回乡。曾经承诺两百、三百的移民补贴，后来也不见分文，项目拨款全用在移民行政规划。原本着为国家建设做牺牲的移民，却听说在三门峡的原有土地并不被修建工程所淹没，而是分配给了国营农场和部队，更加愤慨难当。
同时三门峡大坝因为中苏恶交，掌握技术核心的苏联人员纷纷回国，工程留下了诸多隐患。并且修建导致原本是隐河的渭河水位升高，被逼倒流，后来亦常年水患。
即便遭遇离散、生存艰难，移民们只是对渭南当地官员存有怨言，认为是他们当年的欺骗隐瞒将他们“哄”去了甘肃。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众人砸锅卖铁地集资了三位移民代表赴往北京上访，希望能够见到水利局的领导，能够让移民们回家。问题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周恩来总理表示将移民迁往甘肃是西北政局的擅自决策，移民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文件下达，1962年，移民返回陕西，共计1.2万人。
回乡却无家，五十年移民挣扎血泪史
五县返乡移民并没有如愿回到原来自家的土地，而是被统一分到了“安置区”。原来更肥沃的土地仍旧归国营农场和部队所有，1956年动员他们去甘肃的干部们再次动员返库移民，“上山去，上塬去，第二次安家，第二次创业”，却在声声质问声中草草收场。农民无地可种，不是长久之计，只好偷偷摸摸返回农场和部队上“抢种”，按关中这一片的规矩，谁种下种，长出来就归谁所有。国营农场的知青们很快和返库移民发生了斗争冲突。而有关部门更是使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命部队将刚刚长出的青苗轧平，不搬到山上，不再配发粮食。种种威逼之下，移民再次离开。
“安置区的土地本来只够老社员自己种，好比一个膜只够一个人吃，我们却跑来分一半，弄得老社员和我们新社员都不够吃。我们在这里没有地种，库区的地并没有被淹没，全都荒着或被其他人种着，我们应该返库去种那些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地土地。水库什么时候蓄水，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安置点。”
土地不够分，移民们再次自发趁夜返回库区偷偷种地，衣不蔽体瘦骨伶仃的模样，连部队首长都动了恻隐之心，给吃给穿给种子，对抢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置区的亲属不断地送来粮食，库区聚居的移民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干部不得不采取行动，并且将几位率先去往库区的移民扣上了搞资本主义和成立非法组织的帽子，并判刑四年，甚至有人还死在了狱中。两千名移民人人自危，只好鸟兽散般各自返回了安置区。
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渭北安置区久旱无雨，多地悉数绝收，地里连野菜也无，到二十里外挑水的小河也已干涸，饿死、渴死的不在其数，为了活命，在几位村委党员的谋划下，重返库区的计划愈发明晰起来。返库不再是因为祖地的牵萦，而仅仅是为了让大家都活下去——自救。为了更加有计划的执行，他们甚至举出了四大司令，沿路安插眼线，同地方某些干部斗智斗勇，1984年五一前，移民曾组织百两拖拉机、千人团准备赴省，围坐陕西省省委政府，成立了非法民间组织“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移民在省政府共滞留了七日。
这场请愿以中央专案调查组入渭南调研告终，向中央递交了字字血泪的深入报告，四个多月后1985年5月，中央印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决定从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安置生产、生活极度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定居。
然而无家可归的生活却并未结束，真正的剥削仿佛才刚刚开始。
780封举报信与200多面锦旗
李万明自1985年成立渭南移民办便在那里工作，自1992年以来，针对移民款项滥用的问题发出多封举报信，多数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今2010年已达780封，共计有18万字，收到渭南移民锦旗两百多面。三十余年的工龄拿着局里最低工资，多年得不到升迁甚至被评为落后分子，因其常年败坏渭南形象，影响了市政移民工作。
真正影响移民工作的是谁？
依据1985年中央印发的移民安置问题办法，安排15万移民返库，而实际人数仅达七万余人，其中含五千通过非法买卖获得移民身份的本地居民。在渭南政府隐瞒、谎报的下，资金与土地都有大量富余，按照中央规定土地处于必先优先承包给库区移民。然而事实上政府违规占用了大量土地，村支书也以规定承包价数倍的价格给了他人经营使用，年获利数百万元。在库区土地分配规划上也显得任性和潦草，干部官员甚至开着机动车以车辙轧过的地方为划分依据。
移民专用资金款项上更是漏洞百出，改革开放后移民局领导张然挪用移民资金进行“创业”，投资75万在其家乡开挖油井丝毫不见效益，非法入股某中外合资企业300万元却最终因资不抵债而分毫未收，向企业及个人多项借款常年不见利息及还款，甚至分配每个科室10万元进行自主创业，有的赔得一干二净……滥用还表现在于用移民资金给市里领导无偿赠送轿车两辆、公款招待宴请等若干。多出一半的移民资金、土地、钢筋、水泥等计划内的物资就这样悉数被移民部门所分配挥霍殆尽。
而另一面是渭南库区的百姓由于渭河水位上升且倒流，常年受水患所扰。在库区拨回的三十多万亩土地中，至少30％盐碱化严重，土地皲裂出碗大的口子，远不如前的肥沃。库区移民内十年内多数终究未盖上新房，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棚户，当地常常只要能看人的衣着面貌，就能判断出这是不是库区移民。
1996年李万明将举报信发给了《工人日报》，渭南政府连夜派人去往北京《工人日报》报社，携十万元的灭火费，被报社一口回绝，举报信一字未改，见刊后引起轰动被多方转载，渭南也被多家报刊所围剿，李万明将两千余份报纸免费发给了华阴市的一个小学，却被渭南公安以非法集会的名义带走羁押了22天，也因为不是正规监狱监管松懈，李万明假装如厕时翻墙奔逃。家不敢回，朝移民借了五百块便赶赴北京寻求庇护。在《工人日报》记者的陪同下见到了中纪委的人员，中纪委电话打回陕西省公安厅，要求对李万明的举报行为予以保护。
问题远不仅此，2003年渭河长期暴雨，华阴市内11个移民村庄被安排做了泄洪区，三千多户农民将集体外迁，中央发下5900万余元的搬迁费，每户1.7万元，而至2006年李万明发出举报信为止，搬迁费仅仅落实了共计50万元，多数村民无房无屋，不力建房安家的同时，华阴斥资1600万余元的市政大楼已经竣工。这一新闻在当时被央视法制栏目、敬一丹、白岩松等名嘴严肃报道，华阴市委曾承诺在年底让村民都住进新房，却依然终究没有兑现。贫穷的根子，自1956年起，这五十年来一直紧紧地缠在渭南移民的身上……
陕西渭南移民代言人李万明
《清风》杂志记者 杨宇勃 2014.5.5
库区移民给李万明赠送锦旗
因为长期举报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所衍生出来的系列腐败问题，他成为当地的“刺头”，甚至曾被人斥为“吃饱了撑的”；也因为反腐，他成为广大移民爱戴和赞誉的普通人，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他被媒体评为“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移民代言人”；有记者说他“一根筋”，为了替自己不搭边的移民上访，他成了“上访愚公”；移民为了感谢他，先后给他送了200多面锦旗，上面写着：铁肩担道义，移民幸甚；铁心反腐败，党旗增辉……起初只想“内部解决"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文武排两行。”说的就是，陕西人既有武将的豪爽、刚毅，又有文人的睿智、内敛。走在八百里秦川，不难感受到陕西人刚板硬正、宁折不弯的性格，说话办事不善察言观色的“秦人”，直来直去的“倔犟”塑造了在这里生息繁衍的代代人，也正是这种性格使得外省人把当地人称为“陕西冷娃”。
今年62岁的李万明是渭南市移民局原工会主席——一位地地道道的“陕西冷娃”。1952年，他出生于陕西省华县赤水镇江村的一户农民家庭，5年的行伍生涯铸就了他率真、果断、刚毅的性格，面对不平事，他总会义无反顾地“闹一闹”。李万明说：“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也正是这样，我走上了长达22年的反腐之路。”
1985年，李万明被调到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后改为移民局)工作，主要负责移民人口摸底和返库人数统计工作，同时还负责本科室的内务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1987年，他被调任渭南市移民局综合秘书，主要负责撰写各类书面材料。2012年6月，他从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他的人生因为与移民工作的“亲密接触”而发生转变。“因为要写工作总结、工作安排、情况报告、领导讲话等，所以我可以接触到好多移民的具体情况。”李万明告诉记者，他经常要向上级移民部门写材料，所以需要掌握一些具体的移民数据，因此对于移民款的使用情况就了解很多。
1992年，李万明开始发现移民款存在滥用问题。于是，他在党小组会上向局领导提意见，希望乱花乱用移民款的风气能改一改。结果领导非但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反而给他“穿小鞋”。于是，他决定向有关部门写举报信。
李万明回忆，当时他写好举报信后，一共抄写了三份，亲手送给了时任渭南地区移民局的“一把手”程某、渭南地区行署主管移民工作的副专员侯某某各一份。第二天，他又乘车去了西安，将第三份举报信亲自交给了陕西省移民办主任姚某某。
李万明告诉记者，起初他只是想通过移民系统“内部解决”。然而，半个月过去了，李万明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任何反馈信息。于是他便开始以书信形式进行举报。“我发出的第一封举报信是发给国务院办公厅，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已经举报了840多次
“刚开始举报信内容很短，大概只有两三页，随着对腐败问题的不断关注和查访，如今，举报材料已经超过20万字。”20多年来，围绕省、市、县移民部门存在的问题，他发现了50多起腐败案件，已经举报了840多次。
据李万明回忆，渭南市移民局曾将移民经费借给渭南地区物资局下属的金属建材公司，先后两次共借出了400万元人民币。金属建材公司用这些钱从外地购买了移民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然后再卖给移民局，从中获利。
“他们没有投入，用的是移民局的钱。第一次借200万元，获利后，还给移民局了；第二次又借200万元，最后还有74万元至今都没有还。”李万明说，移民局当时还借给了私人创办的渭南绿富得公司40万元；有位香港的客商在渭南办了一个万达公司，又借给了这位港商60多万元，至今也没有还……
“因为当时移民局经常要向‘上面’呈送财务报表，所以财务报表以及汇报材料上清楚写着向哪些单位、个人借款多少，这些事情我见过相关报表、材料和文件。水利部有明文规定，移民款不能乱借乱用。”李万明说，但是移民局有人却用移民款给上级领导送礼，甚至借给一些企业或者个人，且有的至今还没有收回。
李万明回忆，1955年7月5日至7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而100万亩库区有80％的面积是在陕西省渭南市所辖的大荔、华阴、华县、潼关等县市。
当时，渭南境内的移民一部分迁到了宁夏的贺兰县及陶乐县，另一部 分迁到了渭北地区的白水、蒲城、韩城、澄城、富平、临潼、阎良等县市区，一共迁出28．7万人。可是后来，陕西境内的80万亩库区由于各种原因，原先被淹没的土地全部露出水面，并恢复了过去无水区的本来地貌。
为了不使库区的土地荒芜，1985年5月8日，国家正式批准生产、生活很困难的移民返库定居，移民从1986年开始陆续踏上了返乡之路。随后，国务院便按照15万人的标准给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划拨了30万亩土地，人均2亩，此外还下拨了安置经费、建材物资等。
“我当时在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库区科，主要分管移民返迁人口统计工作，各县给我上报的返库人数共计7.3万人，还不到15万人的一半……”李万明回忆。他随即将这一结果汇报给了渭南地区移民工作办公室“一把手”程某。得到的答复是：“此事一定要保密，不能将这个数字透露出去。”
李万明告诉记者，这样一来，就为乱花滥用移民经费、土地和物资提供了好多空间。1993年，李万明将真实的返库人数向中央举报后，某些领导又将返库移民总人数改成了“近10万人”。“我背后有60万移民的支持"
1997年，《工人日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全文刊发了李万明的一封举报信，但这同时也为他招来了麻烦——他被抓了起来。“当时把我关押在某军事基地，非法拘禁近一个月。”此后，李万明的名字开始在移民中传开了。
“各村都有移民代表，他们经常来找我，各县移民凡是到有关部门去上访，都会给我打招呼，因为他们对我很信任，同时也向我征求意见和建议。”这些年，李万明与移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成了移民的精神寄托，成了移民心目中的顶梁柱和代言人，同时，在李万明的心中，移民也是他的主心骨。他常说：“对于一些官员的威胁，我不怕，我背后有60万移民的支持。”
这些年来，经常会有移民给李万明送去一些反映材料，反映有关部门的各类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李万明对于移民反映的问题，总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给以答复。他告诉记者：“从1992～2012年退休，这些年我每年都能收到十几封移民的反映信或举报信。”
李万明将大多数精力花在了移民身上，移民们也都很感激他，淳朴的乡亲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向这位陕西汉子示以敬意：赠送一只鸡，送几斤水果，甚至塞几元到几十元钱，让其偿还因举报欠下的债。“我从来没有收过移民一分钱，有时候实在过意不去了，就和移民一块吃顿便饭。他们确实不容易啊……”
李万明还说：“移民群众在每年清明节时，都会自发地给我已故的母亲扫墓。”2000年，他去渭南给病重的母亲买药，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人民日报》群工部内参组组长付昌波的电话，付昌波要求李万明将原来寄去的举报材料予以修改，说他们报社决定发内参。于是，李万明用了三、四天时间在渭南修改、整理材料。但由于耽搁了救治时间，他的母亲最终不幸病逝。
一些移民得知这件事后，此后每年清明节，都会去为李万明母亲扫墓。“特别是在2007年清明节，各县移民代表计划来三、四千人给我母亲扫墓，最后被有关部门拦截，后来只来了40多人。”反腐举报不能蛮干
从1992年开始，写举报信几乎成了李万明的第二职业。他说：“反腐举报是一项工程，很艰巨，也很复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笔写，起初李万明甚至还用手誊写。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他时常会感到自己精力不够用，实在太累了。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举报经历，李万明逐渐认识到，反腐举报不能“蛮干”，需要掌握技巧。在2006年的时候申请开通了个人博客和微博，除了利用博客、微博反腐举报之外，他也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反腐的“圈子”。
在李万明看来，反腐举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外界的帮助。“我这儿有很多‘圈子’里的人来过，前几年，有个天津人来找我，和我坐在一起交流经验；2007年，湖南长沙也有人来过；广西的一位朋友还让我给他邮寄过一些举报地址；贵州的也有，我们这些人经常联系……
“省内的反腐人士也有联系，反腐人柯尊年2013年10月份还来渭南找我，我们在一起为举报之事忙活了3天3夜。”李万明高兴地说，柯尊年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于是给他打电话。“那你过来，我给你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你需要什么就说……”李万明说，他当时给柯尊年提供了诸多举报地址及媒体联系方式等，并且帮他给媒体记者发出了大量举报邮件。
李万明有个习惯，每次他寄举报信出去，都会将邮寄信件的回单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从20世纪90年代发现腐败问题到如今退休，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在寄信回单中，记者发现，举报信主要是寄往国家党政机关，例如国务院办公厅、中纪委、监察部、国家信访局、陕西省政府等，同时也有寄给《中国检察》、《求是》杂志和《工人日报》等媒体。
多年的举报经历使李万明深感媒体对于举报的助力意义重大，所以他和媒体记者的关系很广很深，他的通信录中，有好几百位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其中有许多记者曾经多次就移民问题来渭南找李万明进行采访。在采访他的媒体中，其中不乏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的知名媒体。看不惯的东西就要说
可以说，李万明的大半生都是和移民问题“捆绑”在一起。2002年，李万明担任了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主要为干部、职工、会员维权，同时，他还分管移民局离退休老干部工作。李万明坦言，虽然担任移民局工会主席，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关注乱花乱用移民款等腐败问题。“当然，后来移民款的使用比较规范了，管理也逐渐严格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然而，李万明举报了那么多人，也帮助了那么多人，却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据李万明回忆，这些年来为反腐花费了大量的积蓄，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卖过血。
他说：“花在举报上的钱最少也有六、七万元，主要是打印、邮寄举报材料。此外，为寄举报信来往乘车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也不少。有时候为了能把信件发出去，我就会坐车去西安寄信，甚至还曾数次去山西省发信。”
曾经有位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对他说：“老兄，你现在资格老得很，但是你李万明还是一个小科员，这种事很少见。”“当时我的工龄已经34年了，但我拿到的还是科员级工资标准，多年都没给我涨过工资。”李万明说。一些得了实惠的人大骂他不是个东西，出卖当地利益，他的公务员资格被“延期半年确定考核等次”，又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甚至还有人说他的举报是为了当副科长。
在李万明的日记中，记者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话：“感激所有使你坚定的人——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炼了你的心志……”面对别人的攻击，他总是说：“移民是国家水利建设的功臣，出现的移民款乱用与腐败，我看不惯，于是我就必须举报。”
李万明坦言，反腐举报对于个人而言没有任何收益，他的妻子、女儿对此十分反对，李万明的反腐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他说：“当时我曾跟我爱人说，你要是反对，那么咱俩就离婚。”李万明的回答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很难理解，然而，李万明却说：“我应该坚持，这是我的人格。看不惯的东西就要说，就要举报……
本文由鲁安新华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感谢原文的作者们！
向作者致敬：《黄河大移民》《大迁徙》《回望大坝成丰碑：三门峡库区移民纪实》《三门峡水库建设始末》《一位移民“司令”的自述》《土地与家园》《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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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安新华201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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