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三农工作，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改革开放39年来农村改革到底干了什么？当前还面临着什么问题？到全面小康的时候，我们能做得怎么样？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又能做得怎么样？这是大家都高度关注的事情。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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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三农工作，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改革开放39年来农村改革到底干了什么？当前还面临着什么问题？到全面小康的时候，我们能做得怎么样？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又能做得怎么样？这是大家都高度关注的事情。

       改革开放39年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变化成就是巨大的，成就是世界瞩目。但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三农工作中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两组数据可大概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粮食产量方面：在改革开放前，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6095亿斤，去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2325亿斤，38年的时间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使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人均拥有量六百多斤粮食，现在我们人均已经拥有粮食九百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二是农民收入方面：纵向比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到2016年的12363元，38年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指数，年均增长7.2%，比城镇居民的增幅高0.1个百分点。横向比较，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3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2.57。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36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363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2.72。

       可以看出，虽然农村改革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有所扩大。当然，从2010年到2016年连续6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的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略低于农民。
       因此，当前农村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的保持住这个发展势头，不能让城乡居民发展速度缩小的势头发生逆转。

       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难以避免的，每个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二元结构的时期。我们当初为了加快推进工业化，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这种状态固化，我们叫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突出。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其背后含义有三点：

       一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问题。在全面小康建设的这二十年中，我们要做到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发展的一体化。破题之作就是农村税费改革，然后在政府提供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务水平在逐步接近。“以公共财政开支的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阳光雨露必须普照农村、普照到每一个农民头上”；二是城乡结合，农民要进城。从开始把农民工称作盲流，慢慢到民工潮，到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有意愿有能力在城镇落户的农民让他举家进城落户，这个过程虽然很难，但毕竟在向前推进；三是双轮驱动、并行不悖的推行新农村建设。

       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不是把城市和乡村搞的一样，城乡之间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城市是集中资金、集中人才、集中创造力、带动其他地方的增长极。农村主要提供农产品、提供生态产品。对于我国的人口城镇化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我们的城镇化率即使达到70%，农村还是有4.5亿人在那里生产或生活。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提出一手要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手要加快农村的建设。必须走出一条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行不悖、双轮驱动这样一种战略。

当前，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都在向前发展，农村当然也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现在我们面临的阶段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这个阶段性目标的攻坚期。总书记讲了这么三句话：“农业在四化同步中还是短腿，农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还是短板，而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还是短板中的短板。”

       总书记讲的这条短腿怎么补？那就要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土地流转集中的规模经营固然重要，但是通过拓宽和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领域和空间，以及创新他的方式，可能是一种以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规模不足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总书记提出来，短板中的短板就是贫困人口。我们的扶贫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16年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比2015年减少了1240万。


       但这里面也涉及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扶贫标准和纳入低保的标准，两个标准需要接轨。去年我们的农村低保线已经高于农村贫困线，这意味着所有的贫困即使不扶都纳入低保也可解决，但显然国家不是这种要求，农民也不是这种愿望。

       二是不能盲目追求速度，避免数字扶贫。

       三是扶贫标准尚待深入研究。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的扶贫标准在世界是高水平的，同时有很多按世界银行的方法应该算进来的比如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低保，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都在扶贫标准之外。当然这么说能不能服人、是不是科学，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去认识的就是，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是这个产业本身的基本要求？城乡统筹发展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想这些都要从大的角度去看。最后就是在我们十三五期间，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短板补上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堂堂正正的跟国人跟全世界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改革的重点是“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具体来说:一是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二是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目的是通过分工来扩大农业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三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有必要讨论三个重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三个改革重点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关键问题”，即明晰其背后的逻辑所在。农产品供给为何有库存？因为保护价收购与财政补贴而导致价格倒挂。为何有补贴？因为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民增收乏力，所以政府不得不出手。政府一旦给予补贴，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更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偏高又导致了进口，进口又进一步导致库存增加。为何成本高？因为有短板。所以，改革的关键点就是补短板。进一步的问题是，短板究竟在哪里呢？

       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供给侧未来改革的核心在于：
       一是明确而分立的产权细分机制。
       二是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分工与合作机制。
       三是形成有效的中间主体进行投资和迂回交易的组织机制。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制度创新，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在总结农民群众实践基础上逐步转化为全国性政策。同时，由于两大制度创新产生和实施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不同，在落实“三权分置”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着力健全促进其自我实施的体制机制，确保充分发挥政策创设的积极作用。


       “三权分置”源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实践需求的推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改革前的生产队还是改革初期的承包农户，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都附属于计划种植、统购统销的宏观调控。“三权分置”孕育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其实质是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承包地流转形成的“三权分置”格局中，流出承包地的农户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并因其劳动力的解放而获得非农就业收入；新型主体则可以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农业效益，在同样的承包土地上获得比支付租金更高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实践中，“三权分置”最早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浙江一些地区就已经给新型经营主体发放流转土地他项权证，在山东枣庄等一些农村改革试验区也给流入方发放流转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如果说承包制率先在比较贫困的农村突破，是因为太穷太苦，受生活所逼、铤而走险，主要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话；“三权分置”最早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则是因为非农就业机会多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主要体现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实施“三权分置”的政策取向是发挥市场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的实施，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事情，由农民群众按照国家法律政策平均承包集体土地，更多地体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生产资料分配的公平性。实行“三权分置”，是以“两权分离”机制的确立为前提，其创新之处主要在于赋予经营权相对独立的权能，并允许各类市场主体按照竞争法则配置土地经营权，以推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经营权的放活，则超越了传统集体社区的边界，只要给的流转价格合适，无论是否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可以流转到土地经营权发展农业生产。

       落实“三权分置”要着力健全市场导向的自我实现机制。“三权分置”源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实践需求推动，政策目标是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落实“三权分置”也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着力健全相关保障制度，为其自我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一，就流转内容而言，经营权的权能多少应由市场主体自行决定。与农户承包权权能由法律规定不同，经营权的权利内容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经营主体利用流入土地从事的产业不同，对土地租期、改善农田设施、培肥地力等方面的要求各异，国家不可能通过整齐划一的方式规定所有经营主体获得的经营权内容。把权力交给市场，让双方通过签订流转合同来约定，以适应农业生产实践对土地权能需求的丰富性、多样性。因此，政府也不宜直接颁发经营权证书，因为我们不可能设计一个包罗万象的证书式样，可以涵盖成千上万新型主体的各种需求。到底流转多少权能，让流转双方自己权衡，流转的权能少，租金就可能低一些，流转的权能多，租金就可能高一些。


       第二，就流转进程而言，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率多高要遵循市场规律。我们搞承包制，实行“两权分离”，强调的是公平，遵循的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实施时就要求步调一致，充分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置”，强调是效率，遵循自愿、有偿、协商的原则。在实施时，就要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体现差异性、多样性，不能依靠行政命令，要求某地在什么时候达到多高的流转比率，更不能要求流转率达到100%。

       第三，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做好制度设计和权利保护工作。强调市场机制在落实“三权分置”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是说政府在其中无所作为。实施“三权分置”需要政策法律的保障和引导。要尽快完善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政策，维护好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在此基础上平等保护流入方依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同时，要通过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育市场中介组织等方式，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价值评估等服务，为“三权分置”的有序实施提供重要保障。

来源：根据报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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